近日，医生王浩所在的医院，受到了该市市委书记的批评，原因是他们收治的患者太多。
因为疫情，当地政府、公立医院院长、医生三方在收治患者态度上空前一致：不敢收太多。
这种态度下，各大公立医院住院大楼内出现“医生都比患者多”的情况。在一家以神经内科闻名的北京三甲医院，一名普外科医生甚至用“半下岗”来向健康界描述自己的工作现状。
患者大量减少，也就意味着医院收入骤降。如何平稳渡过此次运营危机，对于很多公立医院掌舵者来说，这或是他们职业生涯中遇到的******难题。
然而，在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看来，目前公立医院的普遍态度是边调整边观望，观望疫情何时结束，观望政策如何变化。若疫情持续半年、一年，大家就只有一起扛；若持续三年医院又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或许没人敢想。
医院不敢接诊
前日，南京一家三甲公立医院院长告诉健康界，因为防控支出增加，与往年同期相比，该院近两月支出增加20%，业务营收却下降50%。
这一情况同样发生在二线城市中一家三甲公立医院内。吕梁是该院副院长，分管医疗工作。春节过后，该院原本打算2月10日正式开诊，按照以往经验，开诊后，医院的3500张床位会快速收满，“春节期间，人们会暂停就医计划，而春节过后就是医院收治患者最多的阶段之一。”吕梁说。
预料中的就诊高峰并没有到来。3月15日之前，该院只有1000个左右住院患者，截至4月初，医院也只收满了2800个左右住院患者。
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患者不敢就诊，医院不敢接诊。
疫情期间，该院很少开展外科手术。一些科室还在正常运转，比如产科，肿瘤科、血透室等，这些患者没办法等，必须接。
而对于一些即便延期，也不会立刻危及患者生命的手术，医院会等待时机合适后，再通知患者手术。“但患者等通知的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的。”吕梁坦诚，医院确实不敢收患者，“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？如果医院出现一个交叉感染的病例，那不得了。”
与此同时，该院还在严格控制门诊量，所有患者需预约挂号后才能来院就诊。
吕梁回忆，医院业务营收受影响是从2月份开始，2月-3月，医院业务量只有往年同期的20%~30%，按照他的预测，4月-5月，业务量能恢复到50%~60%，5月-6月恢复到80%~90%。平均算下来，上半年的业务量将比往年同期至少下滑30%左右。
根据全球疫情趋势，吕梁判断，上半年中国任何一家医院都不可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运营情况，“医院还需要对患者有所选择，还要有相当精力放在防御上，因为谁也不知道医院能否承受疫情二次爆发的压力。”
吕梁庆幸的是，该院往年有结余，能支撑一段时间。
然而不幸的是，相当一部分公立医院并没有结余。
自负盈亏的公立医院很难有结余
医院取得收入的途径包括国家预算补助和向受益者收费，向受益者收费主要包括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。
虽然顶着公立医院的名头，但在吕梁眼中，公立医院就是“自负盈亏”。
南方医科大学一项研究显示，从2013年至2015年，广州市64所公立医疗机构，财政补助占医院总收入比例一般都在8.00％以下。一线城市尚且如此，其它地区财政对医院的投入可想而知。
一方面是财政投入不足，一方面是新医改下，医保控费、药品及耗材加成取消等措施的实施，一度扭转了之前“医院赚钱很容易”的局面。“一些二三线城市的省会人民医院、二级医院等，之前压力就非常大，入不敷出，甚至出现工资发不出来的情况。”据贺滨观察，公立医院普遍就处于盈亏平衡、略有亏损的状态，“这一状态至少持续了三年。”
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，2018年中国医院的平均结余率只有2.7%，低于国内其它大部分行业。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突如其来的疫情，给本就压力山大医院又压上一块“巨石”。
据广州艾力彼调查数据，疫情期间，包括社会办医院在内，大部分医院的业务营收下滑超过50%。住院和手术量下滑最为严重，2月份近六成医院住院量和手术量下滑超过50%。
业务营收下降，直接带来资金压力。根据上述调查，94.1%的医院在疫情期间出现现金流的同比下降，其中76.6%的医院下降幅度超20%。
为应对疫情，国家出台大量财政支持政策。然而在医院管理专家左立安看来，相对于医院的支出，“这些补贴太少，且主要补给了一线抗疫人员。”
医院面临两大困境
谁也无法判断疫情何时结束，疫苗何时研发成功。
按照左立安的分析，若短时间内一直存在资金压力大的压力，公立医院会面临两种命运：一是医务人员的不稳定，二是被社会资本收购。
对此，贺滨反倒认为社会资本收购潮不会出现，“现在社会资本还自顾不暇，并且民营医疗比公立医疗机构还难得多。”据他了解，目前很多民营医院管理者为渡过危机正四处融资，甚至借高利贷，以期躲过倒闭的命运。
相对于公立医院，民营医院的运营在疫情期间似乎更加艰难，因为他们的资金渠道更为匮乏，面对突发疫情的抗风险能力也更低。
根据调查，有31%的公立医院在疫情期间可以从财政上获得补贴，仅14%的公立医院没有短期资金来源渠道。而社会办医医院中，29%的医院没有短期资金来源。
无论如何，或因为有政府的支撑，或是大学的支撑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和省、市、区属公立医院不会“开不下去”，也不必担心破产倒闭。
资金压力给公立医院带来的影响，则直接反映在两方面：一是包括设备采购等在内医院发展项目的暂停，一个是职工收入的下降。
收入下降，他们也不敢跳槽
一般来讲，医生从医院得到的收入来源分为四部分：基本工资+奖金+绩效+年终奖。奖金收入跟收治患者量直接挂钩，对于外科等奖金收入占比大的科室，医生收入受影响******，奖金收入占比较少的基层医生，反而收入变化不明显。
据北京三甲医院一名外科医生透露，在所有的择期手术暂停之后，他从2月份开始就没有收到任何奖金，直到4月份开病房后，他才将有奖金收入。
有医院选择将部分“闲置”医生分流到防控一线，比如发热门诊的观察区、定点隔离酒店等，负责体温监控等工作。这些被分流的医生则可以领财政下发的防控补助。
即便是部队医院，医生过得也比较“凄惨”，收入大不如前。之前仅月奖金就能过万的外科医生王甫仁，近期只收到每月1000元~2000元奖金。除了院内患者手术量减少外，对他收入影响更大的是，外出会诊、讲学等费用没有了，“其实很多外科医生的收入主要来自这部分。”
因为疫情防控，医生若要外出会诊、讲学，返回北京后要被隔离14天，将影响其在本院的正常医疗工作，“这一规定就把医生给锁在北京了。”同时，北京各大医院间的会诊也被叫停。
收入下降是无法避免的事，和王甫仁一样，很多医生只能选择扛过去。他们没有跳槽到私立医院的想法，因为他们知道“私立医院更惨”。
“丁香人才”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：疫情期间，约九成医务人员的收入下降，其中56.3%的医务人员绩效、奖金受到影响，基本工资没有影响；29.4%的医务人员基本工资、绩效、奖金均受到影响；只有少数医务人员（7.6%）的收入未受影响。
而在下降幅度上，36.4%的医务人员表示收入下降了30%~50%，还有5.7%的医务人员工资目前还没发。
虽然收入骤降，王甫仁依然很庆幸，“和其他行业相比，现在医护的处境已经很好了。”更让他感到安慰的是，医院同时为医生提供了很多福利。例如为职工提供孩子上学便利，即便没有学区房，他们也有了选择该区域学校的权力；和滴滴公司合作，医院职工一天有两次免费乘坐滴滴专车的机会；中国电信免费提供电话卡、企业捐赠护手霜等礼品……
吕梁也很少听到职工抱怨收入下降，“毕竟大家春节之前发的工资也挺多的，这段时间少发一点也能接受。脱掉管理者角色，作为一个普通医务工作者，吕梁认为，现在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出现困难，个人难免会受到影响。“这个时候，大家只能共渡难关。如果医务人员再有很多抱怨的话，我只能说他们觉悟不高。”
让医生加班加点，能否弥补损失？
医院业务下降、医生的收入降低……医院要如何弥补疫情带来的经济损失？吕梁的想法是，“以后再加倍努力，多收治患者。”或许，这也是多数医院管理者的想法。
据媒体报道，某医院发布《关于“过紧日子保障运转”的决定》：
1.本周起，取消双休改单休（每周日休息）；
2.从严审批公休假（非“抗疫卫士”不批）；
3.合理压缩小长假（尽可能不占用工作日）。
“节假日全部取消，公休也没了，加班加点很正常，不满意的话可以辞职。”有人表示，这是疫情后很多医院的现状。
即便增加医院收入的同时，医生也能“多赚点”，但王仁甫依然对这一做法表示“肯定不愿意”。
根据“医脉通”之前的调研，45%的医生每天工作约在8~9个小时，41%的医生工作时长在10~12个小时。从医生角度看，他们已没有精力收治更多患者。
而从医院角度看，贺滨更是觉得“再加倍努力收治患者”的想法只能“说说而已”。“之前三甲医院的诊疗量已经饱和了，他们能努力的空间很有限，最理想的状态是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业务量。”想要加倍努力收治患者，无疑也是二级医院、基层医院的愿望，“为了这个愿望他们也努力了很多年了，但这些年并没有发生较大变化。”
疫情过后，是更大的考验
在医院目前支付能力下，大幅提高医生待遇似乎一点都不现实。从事医院财务管理40年的秦永方认为，提高医生收入的途径，需要从医院围墙内转向围墙外，例如互联网医疗、下基层等多点执业，“这些才是增收的主要方式
秦永方同时建议，医院在绩效管理上，应借鉴“效能积分绩效管理模式”，采取多维度积分制，对学历、职称、职龄、工龄实行资历积分，对科室及岗位价值积分，形成个人的基础积分，对岗位工作量效积分、医疗项目技术难度和病种风险程度质效积分、成本控制贡献积分、科教研积分，按照医疗质量考核得分、医德医风考核得分、患者满意度考核得分等，形成医生个人业绩积分。
左立安同样认为，医院要拥抱变化，利用互联网医院等新技术增加业务量。同时医院应加大对商业保险的重视程度，利用商业保险减轻自身抗风险压力。
吕梁想到了节流：“之前医院会有很多去外地出差、学习的机会，未来可能要减少这方面的支出了。”
即便疫情过去，公立医院也并不一定会完全“恢复元气”。对于公立医院即将长期面临运营压力的情况，贺滨则建议开放医疗服务市场，引入竞争机制，医务人员去编制化，“由于医生是事业单位人，医院管理者只有管理权，没有用人权，无法决定医生的去留问题。”只有盘活医生资源，才能提高公立医院运行效率。
